《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周厚琴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9月出版，页，.00元中国的俄国史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迄今为止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长久以来，国内的俄国史研究受俄苏史学流派影响较大，如俄国历史分期问题，国内较为广泛接受的是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以王朝首都命名的划分方法：基辅时期（九至十二世纪）、莫斯科时期（十三至十七世纪）、彼得堡时期（十八至十九世纪）。自十九世纪以降，俄国职业历史学研究逐渐兴盛繁荣，历史学者如索洛维约夫（С.М.Соловьев,–）、克柳切夫斯基（В.О.Ключевский,–）等人对俄国的历史分期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如俄国历史学“国家学派”代表人物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提出“国家”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他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进程来对俄国史进行分期。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十九世纪俄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克柳切夫斯基进一步发展其老师的观点，按照地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给俄国史分期。克柳切夫斯基所提出的“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一卷），23页）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学者。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十九世纪俄国史学家一致淡化十三至十五世纪蒙古对罗斯的统治，直至二十世纪初，随着欧亚学派的兴起，美籍俄裔历史学家、欧亚学派代表人物韦尔纳茨基（Г.В.Вернадский,–）才将蒙古统治时期的历史纳入到俄国历史分期之中，韦尔纳茨基认为俄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森林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到了苏联时期，尽管卡拉姆津被批判是资产阶级贵族史学家，但其史观和历史分期则被苏联历史学者普遍接受。从中国史王朝更迭的历史编纂传统来讲，卡拉姆津的历史分期的确更易被中国学者接受。综上，不难发现，俄国本国史学界自卡拉姆津，经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韦尔纳茨基等几代历史学人的思考与研究，对于历史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愈发地多元化，十九世纪下半叶曾出现过的不同史学观点又重新纳入学界探讨范围，可谓百家争鸣。俄国史的研究也正式进入到多元时代。
作为外国研究者，同样面对上述历史分期，由于自身国家历史学编纂传统，对以上历史分期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在卡拉姆津史学分期的影响下，外国学者或许会进入一个误区，认为蒙古统治罗斯之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公国”。在国内，这样的刻板印象源于中国史学界对于中世纪时期的俄国史研究不够深入。其中原因较为复杂：其一，中世纪时期史料较少，年代久远不易保存；其二，古俄文与现代俄语差别较大，十五世纪以前史料以地方编年史为主，都是以古俄文写成，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存在相当大的释读难度；以及近年来，随着考古挖掘，俄罗斯国内的古罗斯史又有了一定发展，而国内对俄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学术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