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写到东欧平原上的诺夫哥罗德部落的东斯拉夫人请来北方的维京瑞典人（也称瓦良格人）留里克来统治他们，建立了留里克王朝，留里克被授予大公的称号。当他在诺夫哥罗德拥有了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后（因其之前居住在第聂伯支流罗斯河两岸也被称为罗斯人）罗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继任者奥列格（公元~年，中国正处于唐朝末期）成功平息了斯拉夫人的叛乱，逐渐将周边的各个东斯拉夫部落逐一征服，并将都城从诺夫哥罗德搬到了东欧最具战略意义的商贸中心基辅，让基辅成为东斯拉夫的“众城之母”，历史上称作基辅罗斯。
从此新的*事秩序，新的训导惩戒及服从世袭首领的观念被灌输给了这里的斯拉夫人。从奥列格开始，基辅罗斯就将目光瞄准了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公元年他率领*队远征了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帝国里奥六世收取贡税后，按照北欧维京瑞典人的方式，将其盾牌悬挂在金门之上，以示羞辱。公元年，第3位继任者伊戈尔大公率*再次远征君士坦丁堡，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伊戈尔凯旋而归，至此，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俄罗斯国策就一直围绕这个强大的集权帝国，日夜觊觎。
到这里
不过基辅罗斯建立之后，由于统治的都是东斯拉夫人，所以这些维京瑞典人及其后代也逐渐被东斯拉夫人同化了，维京人的统治也逐渐改变了东斯拉夫人。如伊戈尔的王妃奥丽加（奥丽加取名于瑞典瓦良格人通用的古维京瑞典语之形式）选择了皈依基督教东正教，并于公元年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正式接受洗礼，取名海伦，皇帝充当她的教父，后来东正教为了感激奥丽加将基督教带入俄罗斯的贡献，追封她为圣人（又称圣徒）。
正是她的这一行为，为日后斯拉夫民族的宗教信仰奠定了基础。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成为统治者后，也意识到宗教的重要性，决定寻找最好的宗教，派出使者去仔细了解伊斯兰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宗教信仰。希腊宗教/东正教异彩的仪式，华丽的法衣，熏香和音乐，皇帝的风度及宫廷的宏伟撼动了他，让其充满敬畏，他的波雅尔们（俄罗斯贵族的统称）最终定论：如果希腊的宗教不是最好的，他的祖母奥丽加，这个世间最聪明的人是不会皈依的。他下令在基辅建立了一个圣巴兹尔教堂，这也是基辅的第一座教堂。直到现在他仍被俄罗斯人缅怀为一个虔诚的圣徒，将异教的东斯拉夫民族基督教化，被人尊称为“基辅美丽的太阳”。
希腊的影响在俄罗斯“众城之母”基辅开始逐渐显现。除了基督教，希腊的神职人员还为这块未开化的土地带来了额外的赏赐。人们开始向往更美好的生活，学习开始受到重视，学校也被建立起来。当地人尚一无所知的音乐和建筑也被引入，基辅变得日渐辉煌，俨然另一座君士坦丁堡，四百多座教堂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镀金的圆顶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除了极少数的拜占庭文学，众多的哲学，科学作品甚至传奇小说都被翻译城了斯拉夫文字。东斯拉夫民族再也不是原始，粗鲁而冲动的蛮族了，他们开始了文明的第一课。
到此有人会说为什么北欧维京人建立的王朝引入的是希腊宗教基督东正教，而不是罗马宗教基督天主教，这个在后面单独篇章去说，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俄罗斯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结盟时的客观情况决定的，我们无法衡量这一步到底有多重要，也无法想象如果弗拉基米像波兰的西斯拉夫人一样，决定接受基督天主教皈依为天主教徒，这个国家的历史会被怎样改写。他的选择可能会让西罗马帝国延长数个世纪，但可能就此改变俄罗斯甚至整个东斯拉夫的文明基因。当基辅罗斯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而非西罗马帝国结盟的时候，东斯拉夫俄罗斯也将自己同其他欧洲文明隔离开来，就像天然形成的先天壁垒一样。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斯拉夫强化并接受了东方宗教主义的洗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形成了卓然于欧洲各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气质。大多数的欧洲文明都是以罗马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为基石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唯一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并一直沿用至今的是它的司法体系，因为这套体系是东罗国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基于罗马法制定的。
在北欧维京瑞典人强大的*事统治下，东斯拉夫民族的零星散落部落具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类似国家的组织，辅之希腊宗教东正教的熏陶，凝聚了部落和民族的力量，东斯拉夫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明之河不止会滋养靠近君士坦丁堡这块文明中心的土地，也会关照第聂伯河沿岸肥沃的黑土地，东斯拉夫所有的区域都被赋予了活力，不论阴冷的北方还是荒凉的南部，无论是茂密的森林还是肥美的大草原。从此一个日渐聪明，不断取得新成就，自由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无情和残忍的民族新形象诞生了。
基辅罗斯的历史可以说不仅是留里克王朝的历史，也是整个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只是国家形成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的罗马大道，但宗教使信徒的精神意志汇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焕然一新的群体，具有强有力的规范意义，可以加速这一过程。
同时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历史早期的这股倒转乾坤的力量竟然不是东斯拉夫原住民，斯拉夫人被北欧维京瑞典人牢牢地统治着，就像陶工手里的粘土一样。当伊戈尔大公与君士坦丁堡在基辅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年）记录的五十人中，只有三个人是东斯拉夫人，其余的都是北欧维京瑞典人。因此我们也不再疑惑谁才是俄罗斯历史中英雄时代的统治民族。
我们看到了一个弱势民族如何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强者，如何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立与无助，主动地将自己臣服于陌生民族的控制，然后通过融合，融合，融合，不断改变为未来勾出了一条注定要走向专治和独裁的沙皇统治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