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瓦罗既有这种道德上的争辩倾向，又有把它表现为尖酸生动的话语之才，这种才如他八十岁所写论农业书的对话外衣所示，到他极老之年仍未丧失；他又极侥幸地兼有对本国风俗语言的绝伦知识，这种知识以随感录的形式见于他老年的语言学著作，但在这些讽刺文里却显出它的直接、丰富和新鲜。以最好最圆满的字义而言，瓦罗是个乡土学者，他由多年的亲眼观察，既晓得本民族往日的怪癖和孤独，也晓得它近代的变迁和分散，并且博考历史和文学的文献，补足和加深他对本国风俗和本国语言的直接知识。
只要他在我们所谓的理解力和学问上有什么不足之处，他那清明的见解和生在他内里的诗意便足以补其缺。他既不搜求博古的资料，也不搜求罕见的古字或诗用的字；但他本人是个旧式的老人，差不多是个乡下人，本国的古典文学是他所爱的熟识伙伴；那么，他所最爱并且最深知的祖先风俗如何能不详详细细叙述在他的著作里？他的谈吐如何能不洋溢着格言式的希腊成语和拉丁成语，洋溢着存在萨宾口语里的词句，洋溢着恩尼乌斯、卢奇利乌斯尤其普劳图斯的忆念？
我们不应以他论语言学的书为标准来判断他早年所作这些美文的作风，因为他论语言学的书作于老年，可能在发表时尚未完成，在这书里，子句诚然都以关系词为线索排成一串，有如穿在一条线上的许多鸫鸟；上文已述，对于力求谨严的作风和阿提卡式的完整文句，瓦罗如何在原则上加以排斥；并且他的美文虽无俗调那种鄙陋的夸张和虚伪的点缀，却还是写得有欠古雅，甚至潦草，子句没有好好地组织，生连起来。反之，文中穿插的诗却不但表明作者能制造各色各样的节拍，工巧不亚于任何时髦的诗人，而且表明他有权居于受神赐来“用歌曲和神圣诗艺排遣心中忧闷”的人们之列。
瓦罗的小品文，一如卢克莱修的教训诗，也没有造成一派；除较为普通的原因外，这事还有别的原因，即此等文章带着完全属于个人的特色，这特色与作者的高龄村气和特别博学是不可分离的。但特别是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在数量和重要上似乎超过瓦罗的庄重文章远甚，当时和后世好新奇和民族精神的人士无不为其优美和诙谐所迷惑；就是我们不再被允许读这些文章的人，也还能从尚存的断简残篇里多少看出作者“晓得发笑和作有分寸的戏谑”。
作为旧公民时代的良好精神在将亡时的最后一口气，作为民族的拉丁诗所发的最晚绿芽，瓦罗的讽刺文已值得诗人在他的遗嘱诗里，把这些梅尼普斯式的作品介绍给每一个对罗马和拉丁姆的繁荣关心的人，因此，无论在意大利人民的文学或在他们的历史里，这些讽刺文章都保持一个尊显的地位。批判的作史法如古典时期的阿提卡作家写他们的本国史和以后波利比乌斯写世界史所用的，罗马人从来没有真正做到。甚至在最适用这种方法的场合，在叙述当代和晚近的事情上，通盘看来，他们也只有或多或少的尝试；特别是在从苏拉到恺撒的时期，他们还赶不上前代在这领域内所呈出的不甚重要的贡献，安蒂帕特和阿塞利乌斯的著作。
属于这领域并且起于本时期的唯一名著是卢奇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塞纳（年即前78年的副执政官）的同盟战和内战史。读过这部书的人都证明此书既生动又可读，远胜于旧的干燥编年史，可是它的作风却全欠纯正，甚至陷于孩气，例如就由少数的断简残篇看来，我们所见的只是可怖事物的卑劣而琐细的描写和一些新造的或取自俗语的字眼。
再说，作者的模范或可谓他所熟悉的唯一希腊史家，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传的作者克里塔库斯，此传逡巡于历史和小说之间，是仿库尔提乌斯名下的准稗史来写的；那么，我们不要犹豫，承认西塞纳的历史名著不是纯正史学批评和史学艺术的产品，而是罗马人在为希腊人所深喜的半历史半稗史的杂种著作上的初次尝试，这种著作本想用虚造的详情使事实的质地生动有趣，结果反而使它们意味索然，失其真相；那么，我们见这位西塞纳翻译希腊的时髦小说，也不再诧为异事了。
当然，就一般罗马城史甚至世界史而言，其可怜的景象更远过于此。考古的研究日益活跃，人们期望由文件和其他可靠的史料纠正流行的叙述，但这种希望没有实现。人们研究得越多越深，便越显然见到写部批判的罗马史是件什么事。在研究和叙述上，困难已经很大，但最厉害的阻碍还不属于学术性质。罗马传统的古史，因为它已被人叙述和相信了三百多年，所以与民族的家常生活极密切地交织着；然而在任何彻底而忠实的研究中，不但详情细节须到处修改，而且与法兰克人关于法拉蒙王和不列颠人关于亚瑟王的古史一样，整个体系都须推翻。
一个守旧主义的研究家，例如瓦罗，不会愿动手做这种工作；如果一个自由思想家担任此事，一切好公民就要一齐声讨这最坏的甚至把宪政党的过去也准备夺走的革命党。所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不但不指导人作史而且阻人作史。瓦罗和一般较聪明的人显然认编年史为不可救药，把它放弃；他们至多像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那样把官方和氏族的人名录列成朴实的表格形式——这个工作使希腊-罗马的比较年代学达到最后的确定，传于后世。
但罗马城史的制造场当然还不停止活动；它继续拿诗歌和散文的投稿供给那无聊人为了无聊人而写的大丛书，同时作书的人已有一部分是脱籍人，绝不关心于真正的研究。这些著作无一存者，据我们得闻其名的而论，它们似乎不但完全不关重要，而且大部分甚至充满了偏私的作伪。诚然昆图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利乌斯（在年即前78年左右）的编年史是按旧式但良好的作风写的，至少在叙述神话时代上，力求简短，尚属可嘉。
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前副执政官，死于年即前66年）是诗人卡尔乌斯的父亲又是个热心的平民党，与其他史家不同，自命致力于文献的研究和批评，可是他的“床布书”和他所特有的另外东西极为可疑，并且为了平民党的缘故而改窜全部的编年史——改窜的规模很大，一部分传到后世的史家——可能由他而来。最后，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在繁冗和捏造故事的孩气上超过一切的前人。假造数字在这里有系统地见于实行，甚至实行到当代史。
罗马上古史本来无味，经过重编之后，仍是无味；例如，圣王努马如何遵仙人伊吉里亚的指示用酒捉住福努斯和庇库斯二神的叙述，以及此后努马与朱庇特神所做的美丽谈话，人们把这两者唯恐不够迫切地推荐于所谓罗马传说史的一切崇拜者，以便如果可能，使他们相信，当然大致相信这些事。如果本时期希腊的小说作家让这种仿佛为他们而造的材料逃出手去，那就是件怪事了。实际说来，当时也不乏把罗马史变成稗史的希腊文人，例如上述侨居罗马的希腊文人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所作《论罗马》五卷就属于此类，这书把陈腐的历史传说与偏重色情的琐碎杜撰混合在一起，煞是可厌。
据我们推测，他或许是一事的创始者，即特洛伊灭亡与罗马勃兴之间，按双方稗史的要求须有五百年，始能造成二事的年代联络，于是用一种不幸为埃及和希腊史家所习见的无为君主名录补其缺；因为由一切情形看来，他始把阿文提努斯王和提贝里努斯以及阿尔巴的西尔维氏弄到人间，于是后世不免分别给他们的姓名、在位年代并且为了更加明确也给他们一幅肖像。这样，从种种方面，希腊的历史小说钻入罗马的作史法中；我们今日所惯于称作罗马上古时期的遗闻的，很可能有不少来自与高卢的阿马迪斯和福克的侠士小说相仿的史料——对于一些晓得历史的幽默并能领会十九世纪某些人仍对努马王怀有虔敬的滑稽相的，这是个有益心智的思想。
在本时期的罗马文学里新出现了与本国编年史并立的世界史，或说得更正确些，合在一起的罗马-希腊史提西努姆的科尔涅利乌斯·涅波斯（约—约年即约前—约前30年）首先提供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发表于年即前54年以前）和一部普通传记集，把罗马和希腊的政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和对两国历史有影响的人物按一定的分类排列起来。此等著作依赖希腊人久在编纂的世界史；希腊的世界史，例如加拉廷王德奥塔鲁斯的女婿卡斯托所作的，本以年即前56年为终点，到现在始把他们昔日所忽略的罗马史包括在内。
结语
此等著作正与波利比乌斯的一样，也想以地中海世界史代替较有地方性的历史；但在波利比乌斯书里本是源于宏伟明白的概念和深邃的历史见解的，在这些编年史里却是学校教育和自修的实际需要的产物。这种世界史，学校教育的课本或供参考用的手册，以及一切与之相连的、以后在拉丁文里也很丰富的书籍，不能算在艺术性的史学之列；尤其涅波斯本人只是个既无特殊精神又无特别匀整的布局的编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