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场的“疫论”专题开设“疫论·流动”子栏目，将在这个子栏目中陆续介绍牛津大学的“疫情与流动”论坛上的文章，该论坛是项飙主持的MoLab(Mobility,LivelihoodandHealthLab)项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项飙策划与编辑，并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经项飙重新编选后在本栏目刊发中译版。
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各国政府，还是公共媒体，都把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描述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这次疫情的很多特征确实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究竟在哪些方面，疫情和历史经验截然不同？“史无前例”是审视疫情的有效视角吗？
“史无前例”的视角本身绝对不是史无前例。和以往经验的割裂，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进入到二十世纪末之后，一个非常普遍的历史意识。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经历的很多事情是在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历史不再给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给我们提供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指导，历史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突出我们今天跟以前如何截然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在疫情中间究竟发现了什么，特别是当我们聚焦一个具体的地方，一个具体的人群，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很多所谓史无前例的事情以前一直在发生。比如，对因为疫情而不断不得不滞留在家的劳务人员来说，出国计划被突然打断、被迫滞留，是他们出国经验的常规部分。对那些在疫情期间为失业而不得不匆忙离开城市的打工人员来说，从劳动力市场突然抽身逃离也是他们在不断经历的事情。他们这么做，有的时候是出于主动的抗议，要用脚投票；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离开成为最后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历史上，这种逃离有时候可以引起很大社会政治的转变。比如说，根据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的研究，大量在东南亚山区的少数民族，其实最早都是逃离者。所谓民族关系、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逃离不断而逃出来的一个社会事实。
在疫情期间我们所感受到的特殊性，其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而是把有过的各种打断集中起来而已。
打断是让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经验当中感到延续性的突发事件。打断容易让我们把历史断裂，从而造成一种危机感。危机并不仅仅意味着困难，危机更重要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种困难无法言说，不能在现成的政策工具里面找到来应对和理解这个困难的方式。所以觉得这种危机需要超出寻常、甚至超出法律范围的解决方案。
疫情本身是不是史无前例，是很难用具体材料证实或证伪的。更重要的可能是“史无前例”这种历史意识，这种断裂感。这种历史意识在实践中可能会有一系列效果。比如，当我们把一个事件处理为史无前例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事件是以前很多潜在问题的显性化，或者说以前相对分散存在的问题的集中化。我们的对应措施可能沦为就事论事的应急方案，而不是追根溯源去处理原来就存在的那些潜在的问题。反过来，应急措施会强化那种历史和实践被不断打断的感觉，从而在认识上进一步地隔断历史。在疫情过去之后，这些应急措施可能要么就搁置、被废弃，要么这种应急措施会自己形成带来一些想象不到的后果。而那些问题的症结依然不能解决。
面对疫情我们想到的不应该是如何尽快结束超越它，相反，我们也可以考虑把疫情做更长线的思考：把它真正放置到历史延续中考虑，而不是看作历史过程当中额外的事件；同时把疫情变成可以达到系统性有长期效果的实验。
滞留在家的菲律宾移民护士
YasminY.Ortiga
新冠疫情对等待出国的劳务人员意味着什么？
在年4月下旬，我决定记录菲律宾移民护士的经历。那时，菲律宾政府要求许多地方实行一个月隔离期的政策。与马尼拉的两名同事一起，我们通过脸书（Facebook）招募了受访者，并与被滞留在不同省份的菲律宾护士进行了交谈。她们和英国、新加坡、德国和沙特阿拉伯的雇主都签好了合同，但是却出不去。
起初，我们认为新冠病毒因为对流动的全面控制，会给卫生工作者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顿（借用众多新闻报道和专家的语言）。但是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
菲律宾卫生部8月19日通报，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例。时间、金钱和机会的丧失
疫情给我们的受访者带来了时间、金钱和就业机会上重大的损失。比如来自宿雾市（Cebu）的一位护士梅贝尔的故事。当菲律宾政府取消了所有前往马尼拉的国内线路时，梅贝尔开始担心她接下来去英国的行程，因为她的国际航班原定在马尼拉起飞。她在马尼拉的中介试图重新预订从宿雾飞往英国的航班。不幸的是，该中介在办出国手续时拿着梅贝尔的护照（这是移民中介很普遍的做法），手续办完了，但却没有快递服务可以及时将护照还给她。最终，梅贝尔的英国雇主将她的合同搁置了，因为英国也进入了封锁。
当护士们努力应对着各种计划的中断，招聘中介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来自伊洛伊洛（IloIlo）的护士约书亚带着所有物品飞抵马尼拉，却发现下一趟飞往新加坡的航班被无限期推迟。中介退还了他的安置费，但没有提供下一步的建议。约书亚回忆说：“他们只说：回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这里。我都已经辞职了……别告诉我回家。”约书亚与其他十名护士一起，要求该机构向新加坡雇主请求经济援助。“我们签订了合同。我们不是他们的员工吗？”然而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一方的回应。
梅贝尔和约书亚因国内和国际边境关闭而做的徒劳努力，反映了流行病时期的特殊情况。但是，当我们与更多的受访者谈论他们中断的移民旅程时，我不禁要问：流行病相关的停滞与移民护士过去所面临的其他停滞和各种打断有何不同？
流行病只不过是另一种困顿的形式？
梅贝尔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在她申请去英国之前，梅贝尔有过机会被取消的经历。年，她申请前往加拿大的曼尼托巴（Manitoba）做护士。然而，在通过必要的考试后，梅贝尔被告知曼尼托巴的政策已经改变，她的工作经验不够，不满足新的移民条件。梅贝尔仍然希望有机会出国，于是向魁北克的一位雇主申请。花了两年时间学习法语并为语言考试做准备。但是，她的申请再次被撤回，因为招聘人员决定优先考虑具有“更多经验”的护士。
有人可能会说，由流行病引起的流动障碍与移民政策转变造成的挫折不可比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虑梅贝尔以及其他受访者的经历，似乎在这两种情况下经历的情绪困扰并没有太大不同。
移民学者现在对停滞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我们很有必要考虑停滞的经历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不同的群体，意味着不一样的东西。停滞不是个单一的事情。新冠疫情可能带来新的“停滞体制”（Ma），这与过去阻碍护士计划的流动体制不同。在这种“停滞体制”下，可能给最终离开的人带来更加严苛的道德评判。
一名本来计划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护士艾普丽尔（April）回忆了一段她与邻居的对话。当邻居发现她是一名“滞留”护士时，并没有同情，而是对她说“你应该留在这里，你的国家需要你”。艾普丽尔说她感觉既烦恼又遗憾。“我为菲律宾的患者感到难过。我确实想为他们服务……但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看来我们还必须努力将因为流行病导致的停滞，与过去移民护士所面临的障碍区分开。对于我们的受访者而言，流行病导致的不流动更加难以预测，他们可以采取的选择更受限制。目前，我们所有的受访者都只好在家中等待，期待边境的再次开放。
菲律宾帕赛，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移民学者面临的滞留
也许这也是反思我们作为学者不能流动、被困顿的时候，例如实地调查和国际会议被搁置。关闭大学和暂停国际活动确实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许多学者也长期经历着其他类似的无法流动。
新冠病毒危机迫使我在过去两个月中取消了两次会议，但我在马尼拉的一位合作者从未参加过亚洲以外的学术活动，因为他的旅游签证申请一直被拒绝（加拿大大使馆两次，美国大使馆一次）。另一个朋友是菲律宾的博士生，她等了两个月才得到在黎巴嫩进行研究的批准。她不得不为自己的研究写了一份“备用提案”，以防签证申请被拒绝，只能换题目做别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和英国学者对当前的“停滞”进行了反思。我可以理解大家很容易将我们当前的限制视为例外。但是，我们还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对于许多其他人来说，困顿不是什么新体验。
Reference:
Ma,X.().‘Regimesof(Im)MobilityintheTimeofPandemic’.TheCoronavirusandMobilityForum.